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动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是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都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礼仪。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礼仪在里面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是中国文化在几千年时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计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的修身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不与他们重复。
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琅琅上口,非常容易流传。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是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我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发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现根源就是"中庸之道"。
(摘自《解放日报》2011年3月11日 余秋雨/文)